比特币监管：阻塞比稀疏更糟糕

2017年5月，“WannaCry”病毒感染多国电脑，并要求被勒索者用比特币支付赎金，比特币再次成为全球舆论焦点。 不过，病毒事件本身与比特币无关，恰好比特币成为了勒索的“媒介”。 比特币等数字资产是2009年以来金融科技领域的新生事物，影响巨大，也存在相应的风险和误区。 因此，中国政府应及时形成合理的监管思路，防范风险，鼓励金融科技创新。

1. 比特币的多面性

区块链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是一种高效、低成本的价值转移和金融交易技术，有望提高金融业的效率，为众多行业带来变革。 比特币是一种高效的网络支付工具。 这些技术应该得到鼓励。 同时，比特币等一些数字资产仍然是一种投资产品，有可能成为数字黄金。 根据2013年央行相关文件和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比特币是一种特殊的虚拟商品，是一种合法的网络虚拟财产。 因此，应规范这些数字资产交易，保护所有者权益，稳定金融秩序。

比特币的上述多面性意味着需要差异化监管。 在网络支付工具方面，应支持应用比特币及其底层技术创造社会价值场景，如降低跨境小额支付成本或支持区块链行业创业创新的全球众筹等； 应严厉打击将比特币应用于洗钱或非法集资等非法场景。

因此，只看到比特币技术先进的一面而忽视其风险，纵容甚至一味支持比特币的自由发展，或者只看到比特币风险的一面而忽视其其他属性，实施粗暴的监管打压，都是不对的. 全球网络互联时代的正确态度。

2. 数字资产与国家战略意义

根据我们基于近期趋势的研判，区块链很可能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普遍技术，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资产有望改变全球资产结构。 黄金、白银等传统贵金属和储备货币可能部分被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资产所取代。

为此，我国鼓励发展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区块链、比特币等数字资产。

一是制定未来金融科技标准，把握最高点。 中国是互联网应用大国，但不是互联网技术强国。 互联网技术的标准制定者是美国。 区块链未来可能成为金融行业的技术标准。 中国在该领域的研发和应用与欧美国家没有明显差距，具备抢占制高点的基础。

第二，控制全球数字资产的定价权。 黄金是全球储备货币，中国是黄金生产和贸易大国，但黄金的定价权在伦敦。 中国不应放弃未来决定全球资产定价权的良机。 美国、日本等国相继将比特币交易机构纳入监管范围。 日本承认比特币是一种支付手段，德国甚至承认比特币是一种私人货币。 其开放的视野值得中国监管层思考和借鉴。 在未来的数字资产结构中抓住机遇。

三是助推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国际影响力，实现强国梦。 借助区块链、数字资产等金融科技技术，可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挑战美元国际霸权。 在东盟、“一带一路”等中国主导的区域组织中率先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迅速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金融影响力。

最后，比特币、区块链等数字资产还处于发展初期，未来还有很多可能的应用。 比特币等数字资产是目前区块链最成熟的应用，具有非常强的示范作用和实验价值，极大地促进了区块链技术的研发、应用和繁荣。 现阶段我国应积极跟进，分类监管，除害保利，既要保持我国在新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又要防范金融风险。

三、比特币监管的几种模式

比特币本身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因此很难对比特币进行直接监管。 但是，在比特币生态链中，存在一定的中心化机构，将中心化机构纳入监管范围，就相当于有了合适的监管“抓手”。 我们认为，从国内外实践来看，最合适的“首发”非比特币等数字资产交易机构莫属。

比特币形成了围绕生成、存储、交易和应用的生态链。 在中国，贸易环节的社会影响最为广泛。 在交易环节，比特币具有典型的利益相关者性质。 交易机构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洗钱、价格大幅波动、市场操纵、信息泄露、交易机构跑路、黑客攻击等。因此，为了保护交易者的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金融安全。秩序，在比特币产业链中，交易机构应纳入监管范围。

交易机构存在三种监管模式。 一种是顺其自然，置之不理。 在交易机构刚出现的前两三年比特币监管，这种模式盛行。 在监管真空中，交易机构风险极大。 这种模式近年来基本上被很多国家抛弃了。 二是纳入监管，这是目前的主流。 美国、日本相继出台监管规则，韩国更是提出多项支持比特币发展的政策。 监管实施后，交易所监管人员携款（币）跑路、黑客盗取比特币等事件鲜有发生，可见监管成效显着。 三是直接取缔比特币交易机构。 从表面上看，这种极端的监管模式似乎能够达到“一切都停止”的目的，但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4.禁止比特币交易机构的负面影响

禁止受监管的交易机构开展相应的业务，势必会导致大量的场外交易（OTC）。 2017年2月至5月，为适应合规建设需要，我国比特币交易机构暂停比特币提现。 在此期间，中国市场上的大部分现货比特币都是通过场外交易的。 在央行禁止交易机构为客户提供融资融券业务后，所谓的“场外配资”服务也应运而生，是“场外融资融券”的另一种形式。 这种私下交易远离监管者的眼球，“无法无天”，还可能夹杂洗钱、逃汇等违法行为。 然而，这种行为非常普遍，监管机构几乎不可能检测和监控它。

严格执行反洗钱措施的正规交易机构属于比特币交易市场的“明网”。 线下个人对个人交易，不严格执行反洗钱措施甚至故意为非法交易提供服务的场外交易机构，则属于“暗网”。

禁止正规交易机构。 鉴于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特性，注定很难在现实中因为监管者的法令而被完全禁止。 只要投资需求存在，比特币交易就被迫脱离有限的正规机构，进入场外交易，化作万千，如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在黄河两岸。 相反，相关禁令在客观上成为了比特币交易进入“暗网”的助推器。

这可能带来的危害包括：政府监管难度成倍增加。 毕竟，监管成千上万的交易个人比监管有限的少数交易机构更难； “暗网”将更加活跃，合法投资的需求将被迫进入黑市，客观上可能会增加非法交易量，降低非法交易成本； “暗网”缺乏有效监管，交易者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汇款、挪用（币）以及相应的诈骗事件将越来越猖獗，势必会引发更多的矛盾，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对于比特币的相应监管，我们的结论是：阻塞不如稀疏。

五、我国监管对策

基于长期的实地调研和思考，我们认为我国可以对比特币交易机构采取以下监管措施。

首先，客户和交易机构的资金和比特币要进行有效隔离，防止交易机构挪用客户资金或比特币，甚至卷款（币）跑路的风险。 监管机构可以推动交易机构客户资金银行存管，待技术条件成熟后，由第三方机构独立托管客户存放在交易机构的数字资产。 严格合格交易者标准比特币监管，检验交易者风险承担能力，交易机构应当对交易者进行明确的风险提示。

其次，监管者可以借鉴英国的“监管沙盒”机制。 一是监管层筛选出拟参与创新测试的交易机构； 二是监管部门选择符合条件的交易员，要求拟参与的交易机构建立交易员权益保护计划。 三、符合筛选条件的交易机构 在监管部门允许参与试点的交易机构向交易者推出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前提下； 最后，监管层根据测试结果，如反洗钱执行程度、反逃避执行情况、用户身份识别状况、风险披露、信息披露、网络安全标准等，推动行业自律。监管指引和监管政策制定。 在限定时间内，监管机构最终会向通过测试的交易机构颁发特许牌照，使其能够继续向社会经营。 以此在防范各种风险的同时，促进新兴数字资产交易业态的发展。

（作者分别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内容整理：乐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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